七月二十七日,在林述舜同志率领下,我们一行十一人,在辽宁、黑龙江省参覌学习后,取道黑河口岸,赴俄罗斯考察。
黑河市与俄罗斯的阿莫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(海兰泡)之间横亘着黑龙江,宽约一千五百米。从黑河海关到俄方海关,乘船只需十几分钟。真是“一江水养两样人”。同饮一江水,却养育出两个不同的人种,令我们过关后,真正有耳目一新之感。接下来在俄罗斯的所见所闻,使我感慨良多。
一、
过境前,每人都兑换了一些卢布以备零花。一元人民币兑三点一五卢布,心中且喜且叹。喜的是当年一个卢布值几元人民币,如今却倒了个,人民币几年间一晃 “长大”了许多,自豪感油然而生;叹的是,“老大哥”究竟怎么啦?
入住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黎明宾馆,这个宾馆在我看来档次相当一般,但在当地决非低层次。进去后,仿佛回到三十年前。宾馆里的电梯一次只能载四个人,开动后,居然会不停地颤动,并伴有叽叽嘎嘎的响声,里面没有到达楼层的自动显示,每到一层,电梯都要停一次,开一下门,乘梯人得随时留意对面墙上的阿拉伯字,弄清已达层次,好抓紧在该下的时候赶紧往外蹦。这种电梯我在一九七一年出差到南京、成都时似曾见过,如今早已淘汰,他们却仍在招待过往宾朋。
到得房门口,十来人齐刷刷地站住了,“哎、哎,怎么开不了”?互相一看,各人手中的钥匙不同宗、不同辈。有圆的,有扁的,有菱形的,这大概是随坏随换的杰作,有人一使劲,还把钥匙捅进屋去。折腾好一会功夫,才进得了房间。屋内除了一张嘎叽作响的铁架床外,没有开水、没有拖鞋、没有衣架、没有空调,卫生间里也没有我们国内大小宾馆里必备的香皂、牙刷、牙膏和梳子之类的日用品,只备有一小卷黑黑的、仅够用一天的草纸,闲来想看看电视,猛一瞧,愣得我半天没缓过神来,这电视原来是黑白的!块头倒是蛮大,约有20几吋,好在还可收看我国的电视节目,这电波大概是由黑河市溢过来的。
午后去列宁广场走走。这里人口密度比我国小多了,显得街道宽敞,广场宽阔。置身国外,了无牵挂(牵挂也白搭),徜徉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,心中自是别样的惬意。广场上矗立着一座列宁雕像。在列宁的故乡,见到他的塑像,如见其人,崇敬之情油然而生,自然要选个角度留影。没等摆好姿势,倏地冒出一群小孩,围在留影者四周,很专业地摆出各种姿势当陪照,很是新鲜。原来,他们脚蹬旱冰鞋,运动速度极快。捕捉到目标后,一瞬间便能恰到好处地置身其旁,给你组成个既生动又活泼的画面。有人陪照,意外地增添异国风情,有的同伴喜不自禁,笑得裂开嘴。我素来不喜与不相干的人合影,趁这帮小家伙与他人合影的当儿,找准一个位置,请同行拍照。满以为高射炮兵“教头”出身的我,练的就是身手敏捷,学的就是善抓时机,正暗自窃喜,不料在我的相机“咔嚓”声响前瞬间,身边还是围来了三、四个人。这种合作虽非自愿,毕竟与考察无碍,与心情无伤,我也并不在意。拍照结束,大家正要继续前行,不料,小家伙们却缠住不放,用蛮标准的汉语道:“每人五块!”我们这才恍然大悟,真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这种陪照也是有偿的,且有强抢民意之嫌,自是没人愿意付费。我等一行都当作没事儿似的照前迈步,他们却是不依不饶,一女孩手疾眼快地拔去一位同行插在上衣口袋的钢笔,转身就跑。
晚饭后,在江边漫步。有许多老年妇女手提鱼干、葵花籽等零食叫卖。同行有人买了点葵花籽,互相匀着消遣,又不断有三五成群的小孩缠上来乞讨,多少有点扫人兴致。
入夜,躺在床上,却是久久难以入眠,“老大哥怎么啦”?一个沉甸甸的问号在脑海里窜来又窜去。
随着考察活动的深入,一个病态的“老人”的身影愈加清晰。过去的一些道听途说一个个都成了眼前的现实。
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机场候机,准备直飞莫斯科。其机场设施与服务态度和国内大相径庭,设备陈旧,办事方式也呆板。有人说如同我国改革开放前那样,一切照章办事,没有一点灵活性。机场设施别说是上海浦东,就是福州、沈阳、哈尔滨都比俄罗斯的好。原以为布拉戈维申斯克虽是州府所在地,毕竟处在边境,相对落后,不足为怪。后来,到了新西伯利亚、莫斯科这等大地方的机场,都是一样的感觉,建筑物缺乏适时的维修,显得陈旧;设备没有适时更新,显得落后。在我国,我到过的机场都要好得多,飞机也都直接停靠在候机大楼旁,机舱口与候机厅通道相连,登机、下机十分便捷。而在俄罗斯,还是多少年前的老办法,登机时,用客车把乘客拉到飞机旁,提着行李,爬上颤悠悠的舷梯。机场工作人员办事之呆板也出乎我预料,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机场候机时,同伴们去小解,才知道机场如厕要钱,每人三个卢布,同去四人,只有一人带了十个卢布,硬是只许进三人。后来才知道,在俄罗斯,不管是机场,还是火車站,上厕所一概要钱,在莫斯科是每人五个卢布,在圣彼得堡是七个卢布。此后一路上,大伙便以“尿钱”打趣,以方说买东西,就讲这才合几个“尿钱”。机场的效率也相差甚远。在我国,下机动作稍慢点,行李会先于主人在大转盘兜圈子等候,而在莫斯科,下机后等待行李,整整耗去一个多小时。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到莫斯科,单空中飞行就是八个多小时,下机后,已是人困马乏,行李提领处没有坐的地方,我偏又患上感冒,浑身不自在。这一个多小时的等待,真可以说是“候时如年”了。
我们毕竟是匆匆过客,受一点折磨只是一时不快,以后不再去就是了。而俄罗斯人,我却可怜起他们了。
我们参观了商店和市场,过去,听说前苏联忽视轻工业品生产,日用品匮乏,这些东西现在倒是不缺,中国的、歐洲的日用品比比皆是。食品却少得可怜,贵得出奇。在俄罗斯九天,好象不曾看到什么水果。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,是知识分子聚居的地方,外交部也在附近,商店里卖的西红柿每公斤三十六个卢布,且个头只比乒乓球大一点,还不新鲜。在圣彼得堡一个饭店,柜台的橱窗里摆着装好的一碟碟拼盘,其中一小碟只装有十二片黄瓜、六片西红柿,标价十一个卢布。厨师的刀工实在了得,每片都切得薄如蝉翼,绝对不会有人可把其中任何一片再对半切开。在宾馆,一瓶矿泉水三十五个卢布,与我国的葡萄酒价格相仿。
当然,物价很难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准。所以,到了圣彼得堡,我开始关心起他们的收入。刚好翻译是国立大学东方系中国史专业大三的学生,到我国北京、西安实习过,汉语讲的还不错。她告诉我们,中学教师每周要上满十八节课,每节六个卢布,每月才四百多卢布,加上政府补贴四百卢布,月实际工资八百多一点卢布,合二百六十多元人民币。比我国低多了。而物价却比我国高出许多。用来买西红柿,俄罗斯教师月薪只能买四十多斤,而我国教师月薪可买一千来斤。她三口之家,父母都在国立大学教书。只供养她这么个女儿,家里没有冰箱、洗衣机,只有一台彩电。她外公是原克格勃的老教授,家里才有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之类的奢侈品。
难怪进入俄罗斯之后,无论在什么场合,都听不到传呼机、手机的声音,耳根是清静了,却令我好生疑惑。在莫斯科的一天下午,匆匆游罢由地下工事改建的地下商场,很快地转回到地面休息,仔细观察来来往往的“老毛子”,这才看到五个人带有手机,但不见人用,也未闻机声。直至到了圣彼得堡,一天,当地旅行社的头儿陪我们前往凯瑟琳宫,在车上终于听到他身上的手机响了起来。一问导游小姐,才知当地市里手机通话费每分钟二十五个卢布,这在工薪阶层、一般收入家庭,自然是用不起的。我告诉她,我家有三部手机,她的眼睛瞪得有牛眼那么大。
在莫斯科、圣彼得堡市这样的大都市,我不曾见到立交桥。一到高峰期,塞车是家常便饭。也没有什么夜景,晚饭后许多商店早早的就关门歇业。有话说:马瘦毛长,人穷志短。在莫斯科的红场边上就有不少的乞丐,在夏宫,在皇村,我们都遇上由十几人组成的管弦乐队,列队路旁,远远地见到我们行来,领头的都会急切趋前,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,得到肯定的答复后,马上指挥乐队奏起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伟大的祖国》和《水兵之歌》等中国歌曲,以求得人们在乐队旁的缽里丢下几个戈比或卢布,眼见“老大哥”以这种方式向路人乞食,虽无粗野之嫌,却使人好生怜悯。
彼得大帝的夏花园坐落在芬兰湾边,在游园时无意间见到岸边一棵不知是老,抑或是病死的枯树,上面停着一只昏昏欲睡的乌鸦,不时地发出一两声凄厉的“哇啊、哇啊”的叫声,心中一阵悲凉。想当年列宁就是从这一带由芬兰潜回圣彼得堡,发动震惊世界的“十月革命”,那是多么地轰轰烈烈,曾几何时,怎就变成这般模样。
也许是条件反射,“牛奶会有的,面包也会有的”,这句话就成了我们在俄罗斯的口头禅。我们真心祝愿有朝一日枯木逢春,“老大哥”的日子能很快地好转过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