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来莫斯科我写下了第一篇日记

　　LV君送我到首都机场。进海关时，他被拦下了。我掏出20块钱给他坐机场大巴回去，他使劲推我的手，说：“你干啥呀？这么多人呢！快收起来！”

　　看海关申报单的说明，超过人民币5000元的东西必须申报，否则就带不回来了。于是为我的电脑报了关。海关关员看了我的申报单，却说：“康柏？国产的吧？这不用报关。”心里抗议道：“国产的怎么啦？我的电脑9000块钱呢！”

　　托运行李时，一直担心的超重问题没有发生——我的大行李箱上了电子秤，绿色数字一阵狂跳，最后停“27.6KG”，我的免费托运重量是30KG。早知道的话，还可以至少塞3、4公斤东西。听见有个人说，她超了2公斤多，工作人员也没当回事。

　　我想要靠窗的座位。换票员说，剩下靠窗的座位都在飞机尾部了，于是给了我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，过道边的。
以前只坐过一次波音777。这次飞这么长时间，还是得这样的大飞机才好。双过道的，前后排之间间隔也比较宽。领袖们大把的美元扔到波音公司，也没白扔。比坐老图154让人安心多了。

 　　这几天又念叨着未完成的论文，又忙着跑离校手续，还得反复琢磨出国需要置备的物品，对出去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隐隐有点担忧。大概人要远行时常常会想得特别多吧，精神一直处于比较紧张压抑的状态。上飞机后，看了一会儿《北京青年报》，就昏昏睡去。据说俄罗斯人害怕坐飞机，因为他们维修飞机的钱常常被贪污，飞行员边开飞机还边喝酒。怕也白怕。反正买了100块的保险。最高赔付200万人民币！

　　一觉醒来，机组人员正给需要的人，主要是非俄罗斯人发“迁移卡”，这是很重要的卡片，出境时也必须带着它。但机组人员没有给大家任何说明。我一天以后才知道。很庆幸！住下来后我差点就把它当废纸片扔了！对着这张满是俄文的小卡片，大家开始各显神通。没办法自己解决的，就开始探头探脑，寻找外援。于是认识了过道隔壁座位上的韩丹。北二外英语专业毕业的，嫁了个越南人，在莫斯科做生意。好几年了。因为越南人3岁就在莫斯科混，俄语溜得很，公司又有翻译，故而她一直不学俄语。这次一个人飞，填“迁移卡”就傻眼了。其实不难。我拿不准的地方，就问问邻座的俄国妇女，也就填好了。

　　然后听韩丹聊。说莫斯科近两年治安状况好转一些了。总的说来，还是很紧张。没有安全感。做生意的精神压力很大。不敢娱乐。说公司的一个翻译被警察抓走，言语冲撞，结果被拉到森林里扔下了。零下几十度的黑夜里，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冻死。好在公司通过警察局的熟人，知道大概把他扔到哪片森林了，于是开着车乱转，三个小时后居然把他找到了！真是捡回一条命！飞机快着陆了。屏幕上的画面是机首摄像头传输的。比坐在窗边还看得清楚。稳稳地，落在跑道上了，俄罗斯人照例开始鼓掌庆祝。

　　出关时又为没有邀请信揪心。前边一个温州人被扣下了，脸色青白，站在值班室门口，里边的海关人员也不理他。韩丹一个劲安慰我，说越南人的一个朋友是莫斯科国际机场的股东之一，特好使，万一我被扣，马上叫越南人想办法，一定能把我“捞”出去。还说越南人的爸爸是个什么官，爷爷又是个什么官，反正来头挺大的，“捞”我出去肯定没问题。韩丹把手机借给我，给z打了个电话，她说有事来不了了，叫了两个俄罗斯人在外面接。

　　海关漂亮的俄罗斯小姐一张俏脸冷若冰霜。看了我的签证，嘀咕了一声，脸色没有明显变化，但没要求出示任何别的手续，就盖章通过了。过安检，安检员是个大象般的老太太。示意我打开箱子检查，嘴里嘀咕：“装的什么东西，这么沉!”假装听不懂俄语。大象老太太麻利地用小刀挑断箱子外面的黄色打包带，我把锁打开。没有违禁品。示意我可以了。我用汉语说谢谢。老太太饶有兴致地重复。用英语告诉她，“谢谢”就是“Thangks”，她说，不错啊，我还学会了一个中文单词呢。老太太不断点头。回头一看，叫了一声，就飞快地跑走了。原来，她看我推行李的小车已被工人推走了，赶快跑去替我推了一辆过来．隔着玻璃墙，看见外面有两个人举着写了我名字的纸牌接站，是两个俄罗斯年轻人。跟韩丹和她的越南人道别后，接我的俄罗斯人上来帮我推着行李去停车场。

　　他们中高个儿的叫郭力亚（尼古拉伊的昵称），矮个的叫安德烈伊，车是郭力亚的。新车，马自达。后来我问郭力亚开了多久的车了，他说一个月，然后问我怎么知道他刚开车不久。我想这不废话么，一路上俩小子还不停商量该走哪条道呢。郭力亚一表人才，他忽然问我：“你坐飞机害怕吗？”我想，我们的飞行员又不会揣着酒瓶上飞机！坐你们的才让人怕！我们的交谈都是用汉语。他们谈话比自学成才的唐文龙流利得多。车行大概一个钟头，终于在宏伟的主楼前停下来了。气温只有14度左右，从车里出来有点凉。又是一通打听，然后费劲地抬着我的箱子上了主楼高高的台阶。推开高大沉重的实木大门，仿佛立刻进入了一个有生命的庞然大物的内部。主楼里有十个系，教室、校行政部门、学生宿舍、银行、警察局、两个食堂、若干商店、食品店、图书馆、剧院、游泳馆等等都在其中。看着四通八达的通道，来往穿梭的人群，立刻陷入茫然，不知身在大楼的何处，自己的目的地又隐藏在大楼的哪里。跟着郭力亚和安德烈伊，左拐右弯，上楼梯下楼梯，终于找到了办理住宿的部门。办完手续，他们又抬着箱子，上楼下楼，左拐右弯，终于站到了我的房间门前。管理员柳德米拉一打开门，扑面而来一大股霉味，如一头无形怪兽，差点把门口的人放倒在地。这是一套两居室，我住一间，另一间锁着，没安排人。有卫生间，有盥洗间。厨房是楼层公用的，就在这个套间的隔壁。房间是狭长的条形，大概7、8个平方。一张床，一张桌，两把椅子，一个高大的书柜，一个壁柜。灯还都能亮。

　　忽然就跑进来一个中国中年人，说：“哎呀，langoo吧，你都来了！我一直在下边等着呢。我还说怎么还没到，一回头，看你房间灯亮了，我赶快上来！”一通寒暄，原来他是YHB君。他立刻打发两个俄罗斯人走人，颇有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感觉。本来还想着送点小东西给他们呢，没想到我一下子就被Y君接手了，只好仓促道了谢，他们还友好地说：“以萨见！”Y君给z打了个电话，报告已经接到我了，z说明天过来看看。然后Y君陪着我到管理室领卧具，柳德米拉交待了一堆“不准”。因为前不久12层发生火灾，死了两个俄国人，所以现在主楼进出管理特别严格，每个房间还新配备了灭火器，对电器和明火使用尤其严加控制。约好明早11点去办手续后，与Y君分手，回屋安顿。没有卢布，不能去食堂吃饭。去Y君房间借开水泡方便面，却见他和三个女人正在品茶，用小杯，专门的茶具。介绍了一番，一阵热闹的“你好”之后，一个名字也没记住。他借我一个电热水壶，道别出来，回屋烧了水泡方便面。临走前在北京买的不锈钢快餐杯派上用场了。吃完简单洗洗，睡觉。